从上海到寿春是四个小时，从2019年到建安十七年是一千八百零七年。历史本是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的碰撞或交叉。历史是温暖而柔软的，向我们剖陈现象和现象背后的过去，它同样是冰冷而坚硬的，让人在时空之外恨我非时人，而这或许恰恰是历史的魅力所在。
不记得第一次得知荀彧此人是在何处，也不记得是怎么喜欢上历史的，或许书柜和床头满满的历史书籍是最好的见证，父母从不限制我对历史阅读的偏好，徜徉在历史书籍的海洋中，尽管会浪费很多的时间，但也让我见识到更高更远的中华传统文化坐标。在不同的阶段，对不同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喜爱，都建立在无目标繁杂的阅读之上，无论是尽显盛唐气象的《贞观盛世》，还是回荡晚明悲歌的《崇祯帝传》，家里每个角落的书籍都有我阅读的自由，因此，我也深深感到，对历史的触摸和感知，不仅仅在书本里，不仅仅在课堂上，更是在历史事件的现场带给我的内心震颤。父母从不拘束我追寻历史遗迹的选择，这种包容体现在：为了昭明太子萧统，寒冬料峭时分登上栖霞山;为了唐太宗李世民，酷暑时节攀登人迹罕至的九嵕山昭陵;为了汉尚书令荀彧，盛夏时前往寿县报恩寺。我们的所谓旅游，严格意义上都是一次次与历史对话的长途跋涉，但每一次我都是兴致盎然，完成一个又一个与文化标本的近距离接触，这既是我精神的寄托，也是对我心灵的抚慰。或许，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。
今年暑期，站在报恩寺的千年银杏下，荀彧墓碑就在眼前。他或许不是一个功德圆满者，他的理想被时间消磨，终于在建安十七年被击得粉碎。初平二年，36岁的东郡太守和29岁的王佐之才在衮州相逢，是共同的理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。可二十年过去，两人却是渐行渐远，虽得子房之誉，荀彧却终没有张留侯那般的结局。面对荀彧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，身为局外人，也不得不叹一句公无渡河，公竟渡河。渡河而死，其奈公何!
历史不是枯燥的，它因为事件的扑朔迷离而引人入胜，荀彧的死因就是一个引人探究的未解之谜;历史不是单一的，它因为人物的立体丰富而错综复杂，荀彧的进退失据就是一次耐人寻味的境遇之变;历史不是凝固的，它因为规律的延绵不断和螺旋上升，而给我们带来很多现实的启示，荀彧的弃袁投曹就是一场感人至深的毅然之决。再详尽的史书，也总有未至之处，再长的篇幅，也难以描绘一个鲜活的生命。
大抵世间不合时宜者，或为世谋道，或为世殉道，前者定倾扶危，后者遂平生志。
荀令君二者皆是。
